蜑民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性，“以舟为室，视水为陆，浮生江海，擅没海取蠔”。在采珠这一方面，蜑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采珠必蜑丁，皆居海艇中，以大舶环池采珠；以石悬大焴，别以小绳系蜑〔丁〕腰，没水取珠。”通过人工捕捉野生蚌类，采集珍珠的方法极其危险，但统治者不顾蜑人性命，大肆采集。南汉统治者令媚川都兵士“以石缒足，蹲身入海，沉水而下，有至五百尺深者”。媚川都兵士用石头绑住脚，沉入深达五百尺深的海底捕捉海蚌，这一行为十分危险。范成大在《桂海虞衡志》中记载了采珠时可能面临的危险：“旁人以绳系其腰，绳动摇则引而上。先煮毳衲极热，出水急覆之，不然寒栗而死。或遇大鱼、蛟、鼍诸海怪，为鬐鬣所触，往往溃腹折支，人见血一缕浮水面，知蜑死矣。”除了失温、被海洋生物所伤外，蜑户潜入五百尺深的海底捕捉海蚌时更容易出现“咽溺而死”。无数蜑民用自己的生命为南汉统治者采取珍珠，南汉统治者所获珍珠“充盈于府库，人莫知其数”。他们用这些珍珠大肆装扮自己的宫殿，“所居住殿宇，皆以瑇瑁、珠翠饰其梁栋”。南汉采珠业以无数蜑民的生命为代价，取得了很大发展。
二、北宋前期对采珠业发展的限制
960年，赵匡胤建立北宋，开始了国家统一战争。开宝三年，潭州防御使潘美率领大军进攻南汉。南汉末代统治者刘鋹性格懦弱，没有治国能力，只能将政治委托于阉宦，导致“纲纪大坏”。北宋军队因此一路摧枯拉朽，于开宝四年二月五日占领广州，生擒刘鋹，灭亡南汉。
北宋大军入境，原本想逃跑的刘鋹将其华丽的宫殿和藏满财宝的府库付之一炬。那些用蜑户生命换来的珍珠也难逃一劫，绝大多数成为灰烬，但也有少部分在烈火中得以保存。北宋灭亡南汉后，南汉宫殿府库为兵火所焚一事由知广州潘美汇报至宋太祖，宋太祖即在开宝五年“遣小黄门以广州进纳拆到刘鋹先居殿宇梁柱上瑇瑁数片，及收复之时，兵火烧残真珠数千颗”。同时刘鋹设置媚川都，利用蜑民为己采集珍珠一事也被宋太祖所得知，因此“诏废媚川都，因令美等阅其军士，籍其少壮者千余人立为静江军，老弱者放归田里”。关于废除媚川都的具体时间，清光绪《广州县志》引宋人所著《宋朝编年》认为是开宝五年五月。宋太祖深感采珠害民，令潘美对其进行改编，留下少壮者成立静江军，成为北宋静江地区的正规军队。解散媚川都后，宋太祖又下令岭南道停止私人采珠活动，“由是岭南之俗稍息，其游堕复归于农业也”。
宋太祖罢媚川都，但这不意味着岭南采珠业完全停滞。相反，官方采珠业还在运行，“宋开宝以还，遂置场司，或采或罢”，岭南地区官方采珠场仍时断时续地进行采集活动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“容州采珠场贡珠百斤”，七年“海门采珠场献真珠五十斤，径寸者三”。可见宋太祖只是禁止了民间和岭南地区政府的采珠活动，对于贡献皇家的采珠活动仍未禁止。这类贡献皇家的珍珠被称为“贡珠”。从采集数量上看，“贡珠”数量不可谓不丰厚，对百姓影响虽较南汉时期有所减少，但与宋太祖息岭南之俗的初衷是相违背的。
太宗以慈俭为宝，继位后节俭治国，“服浣濯之衣，毁奇巧之器，却女乐之献，悟畋游之非”。为了向社会推行“敦本抑末”“崇尚俭朴”的思想，宋太宗下令岭南道禁止任何官方和私人的采珠活动。雍熙元年十二月，宋太宗下诏停止岭南道的采珠活动，通过减少珍珠的产出，抑制社会奢靡之风，为实现“敦本抑末”“崇尚俭朴”的社会治理愿望奠定了基础。真宗继承了太宗的采珠业政策，对采珠业继续加以严格的限制。
三、北宋中期采珠业放开
仁宗继位后曾希望恢复闽、广二州官方采珠场及民间采珠活动，并对民间采珠征收赋税以提高财政收入。此举遭到了以宰臣王钦若为主的大臣反对。王钦若等大臣继承了宋太祖、太宗的治国思想，劝谏仁宗继续禁止岭南道的采珠活动，获得了仁宗皇帝应允。
官府不仅抑制采珠业，还禁止庶民佩戴珍珠耳坠、项珠。宋仁宗景祐三年诏：“非命妇之家，毋得以真珠装缀首饰、衣服，及项珠、缨络、耳坠、头须、抹子之类。”命妇乃被赐予封号的妇女，一般为皇族或者官家的女性，该诏令剥夺了平民佩戴珍珠饰品的权利，此举大大影响了民间的珍珠交易。景祐四年，曾有衢州客商向外国客商抵押产业，换得三百六十两珍珠，但因为仁宗政府下令禁止庶民佩戴珍珠耳坠、项珠，这三百六十两珍珠不能顺利地变卖缴税。后经三司相度，最后允许了衢州客商将珍珠折纳税钱。
北宋与周边各国时战时和，宋真宗景德年间与辽订立 “澶渊之盟”，宋仁宗元宝二年，宋夏战争爆发。战争消耗了北宋大量的人力物力，为弥补财政，政府开始恢复采珠业，对珍珠交易限制也逐渐减少，仁宗甚至将内库所藏珍珠悉数售出，“散之民间”，“收其直，助籴边储，亦可少纾吾民之敛也”。康定元年，殿中侍御史陈泊言：“乞将真珠折马价，据权三司度支判官刘沆等减定见卖真珠，等第价直钱数。”该建言被皇帝所采纳。
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得知，仁宗一朝，出卖珍珠所得成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，这表明太宗时期对采珠业的限制此时以逐渐放宽，采珠业开始恢复运作。与西夏交战，北宋需要采购大量的军事物资，其中就包括马匹。采购马匹经费的重要来源为三司调拨，调拨主要以银、帛为主。为了拨付买马经费， 三司将储备的珍珠折银出卖，官方售卖珍珠，说明了珍珠交易重新恢复了活力。由上文可知，北宋中期对采珠业的限制较北宋前期有所放缓，珍珠作为财政来源之一，被朝廷所重视，采珠业得到了发展。
宋神宗继位后“以国用不足，留意理财”，对采珠业进一步减少了限制，私人采珠业得以恢复。神宗熙宁四年，广南西路钤辖陈箴言：“钦、廉等濒海州疍（轂）户如自造船入海采珠，即从其便，贫者听土人收养，更不科罪，所贵海户无饥穷流徙之人。”神宗皇帝从之。熙宁九年，广西转运司言：“乞边海州军许土著富民养蜑户，遇入海得珠，则约价以偿惠养之直。所贵蜑户不为外夷所诱。”北宋中后期，社会矛盾激化，连年战争导致民不聊生，此时神宗皇帝不得不允许民间私人采集珍珠以维持生计。
神宗朝允许民间私人采集珍珠，但并未任由民间随意贩卖珍珠，相反，政府会对珍珠的贩卖加以管制并征收赋税，进出口珍珠尤甚。熙宁七年，宋神宗下诏，对于从广南路沿海口岸进口的珍珠，除了征收进口关税（即“抽解”）外，贩卖到东京、西川的珍珠还需额外征税。这些珍珠需由商人运往东京或西川，接受官方的审查，官方会将商人所运珍珠进行估价，并按价值收税，每贯收税二百钱，缴税之前严禁沿路私卖肆贩。
采珠业在神宗一朝进一步解禁、发展。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载：“顷熙宁末，安南连陷钦、廉，被系虏，生灵嗸嗸，事甫定，而珠为盛还。当是时，商贾走四方，争辐辏，远民赖以安乐。”熙宁八年，古越南入侵北宋，占钦州、廉州、邕州等地，采珠业受到冲击。熙宁九年，北宋收复失地，钦、廉两地采珠业恢复，“商贾走四方，争辐辏，远民赖以安乐”。由此可知神宗一朝由于财政压力，对采珠业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，私人可以采集珍珠，商人也可贩卖珍珠，但贩卖珍珠必须按珍珠价值缴纳税款，进口珍珠还需多次征税，未缴税的珍珠禁止贩卖。除允许私人贩卖珍珠外，政府也参与了珍珠贩卖活动，《文献通考》载神宗时“尝以龙脑、真珠鬻於榷货务”。榷货务是宋代掌管茶、盐、香、矾专卖的机构，除了相关商品的专卖职能外，其还具有便钱、货币兑换、替内藏库贩卖宝货等职能。神宗将内藏库所藏珍珠交于榷货务，由榷货务代销，以补贴财政，这体现了官府亲自参与珍珠贩卖活动。
四、北宋后期采珠业盛行带来的问题
哲宗继位以后，继续放开采珠业。哲宗元祐八年，诏：“按嘉祐敕，犹有品官民庶装饰真珠之法，至熙宁、元祐编敕即行删去。”仁宗朝制定的珍珠佩戴法律，被哲宗废除，平民也可佩戴、装饰珍珠。采珠业的放开促进了经济发展，也带来了诸多问题。
神宗、哲宗二朝，奢靡、僭越之风盛行，对珍珠的需求量提高。作为采珠主力的蜑户“不善为价”，往往将“冒死得之”的珍珠“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，一易数两”，获利甚少。商贾为获利不惜铤而走险，低价从蜑户中收购珍珠，“既入其手，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。又经数手乃至都下，其价递相倍蓰，至于不赀”。由于政治腐败，采珠地官员也压榨人民为其采珠，中饱私囊。对此，早在宋哲宗时期，御史中丞李之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，如恢复国初之制，严禁私人采集和购买珍珠，同时应申行法禁，禁止杂户购买珍珠。但因为北宋恶劣的政治环境，这一社会问题一直到北宋灭亡都未得到解决。
综上所述，北宋时期采珠业的发展情况受政策影响十分明显。北宋前期，宋太祖以“敦本抑末”为由，废除“媚川都”，严禁私人采珠，对采珠业的发展加以限制。仁宗时期，出台相关法律，规范等级秩序，禁止百姓佩戴装饰珍珠，继续对采珠业进行限制，但此时采珠业并非完全停滞，官方采珠场采珠活动仍在进行。北宋中期，为了发展经济，提高政府收入，宋神宗开始允许私人采珠并对私人珍珠贩卖加以管理，收取赋税。不仅如此，官府也加入了珍珠贩卖的行业。采珠业在北宋中期得到了发展，珍珠养殖技术在此时也得到了发展。哲宗继位后，废除仁宗不准百姓佩戴装饰珍珠的禁令，允许百姓采集和佩戴珍珠，此举使采珠业继续发展。北宋后期，奢靡、僭越之风盛行，珍珠需求增大，价格上升，促使官商压榨珠户攫取暴利。面对这一社会问题，北宋统治者也无可奈何。直到王朝灭亡，该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
原题为《论北宋采珠业的发展》
选摘自《农业考古》2022年第4期
本期编辑：张悦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