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上，在任命诸侯王、三公的过程中，策书和制书分司着不同的职能。李俊芳已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指出：“制书在册命中只是下达任命命令，……制书、册书并不同时制作，制书下达了任命命令，才由相关部门起草册书。”[5]这个认识是准确的。不过，他认为“册书是正式任命的法律文书，即其职能主要为授予官爵”，这个判断却并未抓住实质。准确地说，制书用来向官僚机构宣布对王、公的任命，而策书用在王、公的授封或授职仪式之上，是种礼仪性的文书，皇帝主要用它来告诫、勉励王公。
中国古代命高官、封贵爵，一般都是有两个步骤的，先是宣布任命，再是举行授职或授封仪式。授职或授封仪式完毕之后，任命才算正式完成。汉代自不例外。汉代称官员授职仪式为“拜官之仪”，《续汉书·礼仪志中》言“凡拜皇太子之仪”、“拜诸侯王公之仪”，明确反应了这一点。又如《汉旧仪》“拜御史大夫为丞相，左、右、前、后将军赞，五官中郎将授印绶”云云，[6]即指拜丞相之仪，所谓“赞”，就是赞礼之人，即后世所谓典礼的主持人。
汉代任命诸侯王、三公，先是用制书宣布任命。有时，宣布任命也用诏书。如《史记》卷六○《三王世家》所载汉武帝封三王的过程，先是群臣上奏请求封王，武帝认同并批答曰：“立皇子闳为齐王，旦为燕王，胥为广陵王。”[7]群臣上奏与皇帝批答复合构成的就是诏书，这是用诏书宣布任命。
任命既宣之后，会择定吉日于特定的地点举行授职或授封仪式（即封拜仪式）。西汉前期，诸侯王的授封仪式是在洛阳上东门举行；武帝时起，改在宗庙举行；东汉则是在皇宫大殿。西汉三公的授职仪式一般是在未央宫前殿举行的，东汉也是在洛阳皇宫大殿。封拜诸侯王、三公，皆有两个重要环节，其一是策命，策书即用于此时；其一是授予印绶。两个环节中，授予印绶，无疑是封拜的核心环节，因为官印是汉代官员的权力凭证，无其印则无其权。至于“策命”，是正式授予王公权力之前，皇帝告诫勉励其人，期望其恪尽职守。
我们看到，不论是武帝封三王的策文，还是东汉拜夏勤为司徒的策文，其内容都是在告诫勉励其人。《汉旧仪》载有两条策文，反映的更为明确。其中一条是宣帝命丞相丙吉的，另一条是宣帝命御史大夫杜延年的，两条策文体例、内容相近，今以前策为例，其曰：
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，丞相受诏之官，皇帝延登，亲诏之曰：“君其进，虚受朕言。朕郁于大道，获保宗庙，兢兢师师，夙夜思过失，不遑康宁，昼思百官未能绥。于戏！丞相其帅意无怠，以补朕阙。于戏！群卿大夫百官慎哉！不勖于官，厥有常刑，往悉乃心，和裕开贤，俾之反本乂民，广风一俗，靡讳朕躬。天下之众，受制于朕，丞相可不慎欤！于戏！君其诫之。[8]
这是正式向丙吉授予相印之前，宣帝亲自宣读策书，告诫勉励其胜任丞相之职。策中有“于戏群卿大夫，百官慎哉”之语，是宣帝告诫丞相之时，兼诫百官。这是因为拜相之时，朝官一般都要参加，所以宣帝有此言。可以看出，在封拜仪式中，策书是用来告诫诸侯王、三公的。
封拜仪式中，皇帝用策书告诫王公，[9]向王公提出期许和要求，进而授之于王公，从礼仪的角度讲，一方面是明确君臣关系，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凸显王公之位的尊崇与重要。
同时，策命仪式有其实质意义。策书经过授受仪式，就变成了皇帝与王公之间的契约，王公须据之行事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策书实质上就是皇帝授予王公的施政纲领。武帝封三王策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。齐地多诈，武帝诫齐王策曰：“恭朕之诏，唯命不于常。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。义之不图，俾君子怠。悉尔心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。厥有僣不臧，乃凶于而国，害于尔躬。”[10]广陵之民精而轻，故武帝诫广陵王策曰：“古人有言曰：‘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杨州保疆，三代要服，不及以政。’于戏！悉尔心，战战兢兢，乃惠乃顺，毋侗好轶，毋迩宵人，维法维则。”[11]燕地北迫匈奴，其民勇而少虑，故武帝诫燕王策曰：“于戏！荤粥氏虐老兽心，侵犯寇盗，加以奸巧边萌。于戏！朕命将率徂征厥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有二君皆来，降期奔师。荤粥徙域，北州以绥。悉尔心，毋作怨，毋俷德，毋乃废备。非教士不得从征。”[12]由于三地风俗不同，故武帝授予三王不同的施政纲领。
策命属于皇帝与三公订立契约，而策免就是解除这种契约。《汉旧仪》说：“丞相不胜任，使者奉策书，驾騩骆马，即时布衣，步出府，免为庶人。”又曰：“丞相有他过，使者奉策书，驾骓騩马，实时步出府，乘栈车牝马，归田里思过。”[13]策免的程序很简单，其实就是取消策命。
经由以上考论，策书和制书的区别也就清楚了。制书是单纯的命令文书，而策书是种礼仪性的文书；制书下达给官僚机构，策书则赐于个人。制书与策书的性质是不同的。
四 章奏批复与诏书的形成
《独断》曰：
诏书者，诏诰也，有三品。其文曰“告某官官”，如故事，是为诏书。群臣有所奏请，尚书令奏之，下有“制曰”，天子答之曰“可”若“下某官”云云，亦曰“诏书”。群臣有所奏请，无尚书令奏“制”之字，则答曰“已奏如书”，本官下所当至，亦曰诏。
汉代诏书虽有三品，但从文书形式来分，其实可归为两类。第一类是单一式的，只有皇帝的命令，即《独断》所言诏书第一品。第二类是复合式的，由章奏文书和皇帝批答共同构成，《独断》所言诏书第二品和第三品属于此类。第二类诏书与制书形式迥异，易于区分两者。同为单一式的皇帝命令，诏书第一品与制书形式类似，两者在应用上有何区别呢？《北堂书钞》引《汉礼仪》曰：“天子称尊号曰皇帝，言曰制，补言曰诏。”[1]这揭示了两者的关系，即诏书第一品是制书的补充。前面已说过，制书用于命令特定官员时，官员一般为将军、九卿、郡国守相等，秩级不低于二千石。而据《后汉书•马援附朱勃传》注引《东观记》曰：“告平陵令、丞：县人故云阳令朱勃，建武中以伏波将军爵土不传，上书陈状，不顾罪戾，怀旌善之志，有烈士之风。《诗》曰：‘无言不讎，无德不报。’其以县见谷二千斛赐勃子若孙，勿令远诣阙谢。”[15]县令秩千石，县丞秩六百石。《隶释》卷十五《赐豫州刺史冯焕诏》所录东汉安帝诏书，言“告豫州刺史”云云，[16]刺史秩六百石。故诏书第一品命令的对象应为千石及以下官。这正说明制书用于大事，诏书是制书的补充。
诏书第二品，是由皇帝批复章奏文书而形成的。汉代的章奏文书，都要经过尚书台，才能到皇帝手里。一般而言，尚书令在上转之前，会在章奏文书末题“制曰”二字，以俟皇帝批答。这即《独断》所谓“尚书令奏之，下有‘制曰’”的涵义。“制曰”是皇帝批答的标志。章奏文书、“制曰”和皇帝的批答三者就构成了诏书第二品。不论是在传世文献，还是在出土汉简中，我们都能看到大量例文。张家山汉墓出土的《二年律令·津关令》中有十数条法令，皆属于诏书第二品，这里举其一：
相国、御史请郎骑在关外，骑马即死，得买马关中人一匹以补。郎中为致告买所县道，县道官听，为致告居县，受数而籍书马识物、齿、高，上郎中。即归休、徭使，郎中为传出津关，马死，死所县道官诊上。其诈贸易马及伪诊，皆以诈伪出马令论。其不得□及马老病不可用，自言郎中，郎中案视，为致告关中县道官，卖更买。●制曰：可。[17]
居延汉简、新简中较完整的此类诏书，当属《元康五年诏令册》、《永始三年诏书册》等。我们这里列前者：
御史大夫吉昧死言：丞相相上大常昌书言大史丞定言：元康五年五月壬子日夏至，宜寝兵，大官抒井，更水火，进鸣鸡。谒以闻布当用者。●臣谨案：比原泉御者，水衡抒大官御井，中二千石、二千史令官各抒别火。[18]
官先夏至一日，以除隧取火，授中二千石、二千石官在长安、云阳者，其民皆受，以日至易故火，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。臣请布，臣昧死以闻。[19]
制曰：可。[20]
这是皇帝批答御史大夫的上奏而形成的诏书。此外，居延简中还有不少文字为“制曰可”的单简，[21]由于与其前的奏文脱离，我们不能确知此诏书的内容。而传世文献中批答“制曰可”的汉代诏书，内容较完整者更是不胜枚举，故此处不赘。皇帝批答“下某官”的例文，可见诸《史记·三王世家》，大司马霍去病上章建议封皇子为王，武帝批答（制曰）“下御史”，即让御史大夫下发群臣讨论。
由于章奏文书所言之事有千般万种，因此皇帝的批答肯定是纷繁多样的，可能同意，可能不同意，也可能另作处理，绝不止《独断》所说的“可”或“下某官”而已。其实，“可”与“下某官”仅仅是作为代表，指出了皇帝批答的两种类型。一种是皇帝直接作出最终决定和指示。一种是皇帝慎重其事，令有司讨论。如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，有司奏请逮捕昌邑王贺，宣帝“制曰：削户三千。”[22]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，阳城侯刘德薨，“大鸿胪奏德讼子罪，失大臣体，不宜赐谥置嗣。制曰：‘赐谥缪侯，为置嗣。’”[23]《汉书·王商传》，左将军史丹采信太中大夫张匡之言，劾奏丞相王商“执左道以乱政，为臣不忠，罔上不道”，并“请诏谒者召商诣若卢诏狱”，“上素重商，知匡言多险，制曰：‘勿治。’”[24]三例皆属于皇帝作出最终决定的类型。出土汉简中，如《敦煌汉简》1355：“制曰：赦妾青夫仁之罪，外青移钱六十万与青家。”《新简》EPT52·280A：“□其减罪一等，当。安世以重罪完为城旦。制曰：以赎论。”两者也是皇帝直接作出批示。而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载，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，丞相张苍等人奏请“长所犯不轨，当弃市，臣请论如法”，文帝“制曰：朕不忍置法于王，其与列侯、吏二千石议。”[25]《汉书·王嘉传》载，光禄大夫孔光等奏“请谒者召嘉诣廷尉狱”，“制曰：骠骑将军、御史大夫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大夫、博士、议郎议。”[26]此两例则属于皇帝慎重其事，令有司讨论的类型。总之，“制曰”是皇帝批答的标志，“制曰”后面的文字不论为何，都与其前的臣民章奏共同构成了诏书。
很多学者认为“闻”也是汉代皇帝对章奏文书的批答语。[27]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。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唐代公文形态的影响，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对《独断》理解有误。汉代其实不存在皇帝画“闻”的情形。
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库丛刊》本《独断》曰：“章口报‘闻’，公卿使谒者，将、大夫以下至吏民，尚书左丞。奏闻报‘可’。表文报‘已奏如书’。”此段史料，学界目前尚未有正解。[28]学者多据《百川学海》、《汉魏丛书》等本，定“章口报闻”为“章曰报闻”；甚至因其难解，疑其当作“章报曰闻”。[29]实则“口”是，不必改。“口报”与“文报”相对，一指口头回复，一指书面回复。如《史记•吴王濞列传》载，汉廷议削吴地，吴王濞不满而欲叛，闻胶西王好气喜兵，乃使太中大夫应高诱之，“无文书，口报曰：‘吴王不肖，有宿夕之忧，不敢自外，使喻其欢心。”[30]“口报”就是口头传达，不用文书。所谓“公卿使谒者”，是指公卿上章，皇帝如果阅览，则派谒者口头告知其人自己已“闻”。《续汉书•百官志二》曰：“谒者，……掌宾赞受事，及上章报问。”“问”即“闻”也。所谓“将、大夫以下至吏民，尚书左丞”，是指将、大夫以及吏民上章，则由尚书左丞告知其人皇帝已“览”。《续汉书•百官志三》：“（尚书）左右丞，各一人。……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驺伯史。”“主吏民章报”，就是掌报“闻”于吏民。可知所谓“闻”，并非汉代皇帝的书面批答语。同时，从唐代的公文形态来看，皇帝画“闻”的文书，主要是奏抄。奏抄是以尚书省名义上给皇帝的公文，由门下省负责审核，经皇帝画“闻”，即可发下执行。显然，奏抄的性质迥异于汉代的章，而应该是由汉代的奏分化演变而成。故切不可用唐代制度逆推汉代制度。考诸现有史料，不论是传世文献，还是出土汉简，都不存在“制曰闻”的批答。这应该能说明问题。汉代并不存在皇帝画“闻”的情形。皇帝画“闻”的出现，其实是汉唐诏令体系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很值得我们探究。
《独断》“章口报‘闻’”、“奏闻报‘可’”云云，是仅就章、奏批复的一般情形而言，旨在表明两者因性质差异故批复有显著区别。章所建言属于臣民个人的建议，是以皇帝览章，一般告知其人其章已闻即可，未必给予书面批复。而奏是有司在请求皇帝的批准或指示，因此皇帝是要给予明确意见的。当然，凡臣民上章，只要引起皇帝的重视，皇帝是会给予书面批复的。如前举大司马霍去病的上章，武帝批复（制曰）“下御史”；前举《王杖诏书令》平民诉冤的上章，成帝直接作出指示。两者皆属例证。而这也就说明，臣民上章如果仅是报“闻”而已，意味着其建议不获采纳。
诏书的第三品，可视为诏书第二品的补充。它不题“制曰”，皇帝准许也不批答“可”，而批答“已奏如书”，可能是由于表比较特殊，它所请示的事情有违常制，故需要在文书形态上与普通诏书相区别，以示不同。
整体来看，诏书三品之中，无疑以第二品最为重要，它广泛应用于日常行政的各个方面，与制书构成了汉代诏令文书的基本框架。
五 玺书的特征与性质
玺书是汉代的一种很独特的御用文书，《独断》虽未载及，但两汉书中颇为常见。这种文书具有什么特征，其与制书、诏书等诏令文书是什么关系，前人有些零散讨论。流行的观点是将玺书与御用文书相等同，认为它包括了制书、诏书、戒敕等。[31]这种说法并不准确。近来，已经有学者察觉到了玺书的特殊性，指出其在用印方式和下达方式上可能与制书、诏书有别，[32]惜乎未能作进一步探讨。实际上，玺书与制书、诏书等诏令文书的区别十分显著，两者不但在形式和功能上有很大差异，性质也是不同的。
很多学者之所以将玺书与制书、诏书等诏令文书相混同，主要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汉代人所谓的“诏令”，其实有两个层次的意思。一个是广义用法，即凡是皇帝命令，可以统称为诏令。一个是狭义用法，主要是指制书、诏书等。从广义的层次上讲，策书、制书、诏书、戒敕皆为诏令，玺书亦属于诏令。《汉书·王尊传》载：“及尊视事，奉玺书至庭中，（东平）王未及出受诏，尊持玺书归舍。”[33]“王未及出受诏”就是未能及时出来迎接“玺书”。这里的“诏”就是广义的用法。从狭义的层次上讲，玺书和诏令则是两回事。《后汉书·杜诗传》记载杜诗上书时曾说：“间者发兵，但用玺书，或以诏令，如有奸人诈伪，无由知觉。”[34]即是这层意思。
我们看到，两汉书常把诏令与玺书区别开来，发布制书或诏书一般谓之“下诏”；皇帝赐予玺书常谓之“赐书”。如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，元始元年（1）六月，“使少傅左将军丰赐帝母中山孝王姬玺书。”[35]《晁错传》曰：“文帝嘉之，乃赐错玺书宠答焉。”[36]出土汉简也能反映这种区别。《敦煌汉简》497载：“六月戊午，府下制书曰：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等谋反”云云，制书言“下”。《悬泉汉简》V92DXT1612④:11载：“皇帝玺书一封，赐敦煌太守。”[37]玺书言“赐”。这充分说明玺书是有别于制书和诏书的特殊御用文书。
大体说来，相较于制、诏等诏令文书，玺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。
其一，从封缄方式看，玺书仅能加盖玺印，不可再加盖尚书令印或其他大臣印。《独断》曰：“凡制书，有印、使、符，下远近皆玺封，尚书令重封。唯赦令、赎令，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，司徒印封，露布下州郡。”也就是说，封缄制书不但要加盖皇帝玺，还要加盖尚书令印或其他大臣印。诏书与此类似。而玺书则不同，它只能用皇帝玺印封缄，不可再加盖臣子印，这也正是玺书得名的原因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：“上病益甚，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：‘与丧会咸阳而葬。’书已封，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，未授使者。”[38]此不见有尚书令重封之类的程序，而仅须皇帝玺封就可授使者发送。汉代的玺书，应与秦代类似。同时，密封玺书所用印泥为特制，且需以特定颜色的书囊包裹。《汉旧仪》曰：“皆以武都紫泥封，青布囊，白素里，两端无缝，尺一板中约署。”[39]即是指玺书而言。[40]
其二，从下达的方式看，玺书要由专使直接送达，无须中转。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载，宣帝“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”[41]；《宣元六王传》载，元帝“遣谏大夫王骏赐（淮阳王）钦玺书”[42]，皆说明玺书要由专使奉送。据《汉旧仪》：“奉玺书使者乘驰传，其驿骑也，三骑行，昼夜行千里为程。”[43]更表明玺书不仅要由专使奉送，而且对奉送速度有更高的要求。《悬泉汉简》V92DXT1612④:11 载：“皇帝玺书一封，赐敦煌太守。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，夜几少半时，悬泉译骑得受万年译骑广宗。到夜半时，付平望译骑。”[44]恰恰印证了《汉旧仪》的说法。制书和诏书则不然，一般都要经过中转。尚书台是汉代公文上达与下传的枢纽，制书和诏书都先要经过尚书台才能发送宫外。其后，制书和诏书往往要集中在丞相或司徒府，丞相或司徒府再根据其所命令的对象下发。如果是布告天下的诏令，得在全国范围内层层下达；如果是针对有司的诏令，则限于特定的范围。
其三，玺书是赐给个人而非官僚机构的文书。制书和诏书是典型的公文，处理的是公务，其下达的对象无疑是官僚机构，而非某一个官员。而玺书则不同，它是赐给个人的。从接收人来看，玺书由专使直接送达后，须本人接收。前面曾引《汉书·王尊传》，王尊奉送玺书至于王庭，东平王未能及时出来接收，“尊持玺书归舍”。这充分说明玺书要由专使送达本人。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载，宣帝赐玺书命令山阳太守张敞监视废帝昌邑王贺，曰：“制诏山阳太守：其谨备盗贼，察往来过客。毋下所赐书！”[45]宣帝能令张敞保密，说明玺书不但应由被赐者接收，还应由他本人保管。赐给个人的文书才可由个人接收、保管。从内容来看，有些玺书专言皇帝的个人私事。《汉书·陈遂传》载，宣帝赐太原太守陈遂的玺书说：“制诏太原太守：官尊禄厚，可以偿博进矣。”[46]博进意为赌债。皇帝赐玺书向故人索要赌债，[47]倒是很别致。《汉书·张汤传》载，侍中张放本是成帝的嬖臣，由于太后施压，成帝不得已将他外放，“永始、元延间，比年日蚀，故久不还放，玺书劳问不绝。”[48]成帝赐张放的玺书，谈得应是两人的私情。这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。
此外，玺书还有一些特征也颇值得注意。玺书一般由皇帝自作，有时还由皇帝亲笔书写。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载：“时武帝方好艺文，以安属为诸父，辩博善为文辞，甚尊重之。每为报书及赐，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。”[49]武帝赐予淮南王刘安的玺书，是他自己草拟的。光武帝曾赐于隗嚣不少玺书，其中有一封说：“吾年垂四十，在兵中十岁，厌浮语虚辞。”[50]这应是光武帝自作的。《后汉书·冯勤传》载，光武帝怀疑司徒侯霸荐人有私，赐其玺书曰：“崇山、幽都何可偶，黄钺一下无处所。欲以身试法邪？将杀身以成仁邪？”[51]正如赵翼所说：“此等文词，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。”[52]由此来看，皇帝自作玺书是汉代的普遍现象。不仅如此，有些玺书还是皇帝手书的。如建武三年（27），隗嚣帮助冯异击走吕鲔，“遣使上状，帝报以手书曰：‘……自今以后，手书相闻，勿用傍人解构之言。’”[53]足知光武帝赐隗嚣的玺书，大多都由他亲自执笔。同时，西汉成帝问候嬖臣张放的玺书，极有可能也是亲笔写的。
玺书的起首格式也很有特点。玺书大体有两种起首格式，其一为“制诏某官”，另一为“皇帝问某官”，后者更为常见。如文帝赐玺书褒奖太子家令晁错，以“皇帝问太子家令”起首。[54]元帝赐玺书敕喻淮阳王，以“皇帝问淮阳王”起首。[55]东平王与王太后不和，元帝赐玺书敕喻之，说“皇帝问东平王”云云；又赐玺书安慰王太后，起首曰：“皇帝使诸吏宦者令承问东平王太后”。[56]足见“皇帝问某官”是玺书常用的起首格式。“皇帝问某官”的“问”是“问候”的意思。有些玺书，甚至还会用敬语或问候语。西汉初期，匈奴强盛，汉朝皇帝给匈奴单于的玺书，一般会以“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”起首。[57]此外，吕后时，南粤王赵佗与汉朝一度交恶，自号“南武帝”，文帝即位后，赐以玺书，起首说：“皇帝谨问南粤王：甚苦心劳意。”[58]这类玺书是给外国王的，所以才会有敬语。而赐给臣子的玺书，有时会用问候语。西汉中期，西羌屡屡反叛，赵充国和冯奉世曾先后征讨。宣帝赐赵充国的玺书，抬头说：“皇帝问后将军：甚苦暴露。”[59]元帝赐冯奉世的玺书，起首曰：“皇帝问将兵右将军：甚苦暴露。”[60]“甚苦暴露”就是典型的问候语。这种以“皇帝问”抬头、又有敬语或问候语的玺书，和私人书信是很相似的。
综括以上特征可知，玺书更强调皇帝的个人性，其实就是皇帝的个人书信。不过，这并不等于说玺书属于私文书。玺书的性质是比较特殊、比较复杂的，要视其用途来定。具体而言，玺书主要有四种用途，皆为其他御用文书所不具备。
第一，玺书是皇帝向外国王及诸侯王传达旨意的重要工具。这是玺书的典型用途。西汉初年，文帝屡屡遗书匈奴单于，希望两国友好相处。又赐给南粤王赵佗玺书，劝他取消帝号，归附汉朝。东汉建武三十一年（55），“北匈奴复遣使如前，乃玺书报答”。后来，“左贤王莫立，帝遣使者赍玺书镇慰。”[61]这些都是用玺书向外国王传达旨意的史例。至于皇帝赐诸侯王玺书的史例，两汉书中最为常见。如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载，武帝崩，“太子立，是为孝昭帝，赐诸侯王玺书。（燕王）旦得书，不肯哭，曰：‘玺书封小。京师疑有变。’”又载，燕王旦谋反事发，“天子使使者赐燕王玺书”。[62]
用玺书来向外国王及诸侯王传达旨意，是对两者的身份和地位表示尊重。策、制、诏、戒等御用公文，属于“帝之下书”，[63]下达对象限于皇帝的臣民。外国王和诸侯王身份特殊，是不宜用此类公文的。而玺书就不同了，作为皇帝的个人书信，用它来传达旨意，就可以表示某种程度的对等。皇帝赐外国王及诸侯王书，应该就是要表达这层意思。
由于外国王和诸侯王的身份毕竟有差别，故赐两者玺书，封缄所用之玺是不同的。《汉旧仪》载，汉代天子有六玺，玺文分别为‘皇帝之玺’、‘皇帝行玺’、‘皇帝信玺’、‘天子之玺’、‘天子行玺’和‘天子信玺’，六玺各有使用场合。[64]据《唐六典》所引《汉仪》曰：“以‘皇帝之玺’赐诸侯王书，……赐匈奴单于、外国王书用‘天子之玺’。”[65] 一用“皇帝之玺”，一用“天子之玺”，正是因为诸侯王与外国王内外有别。《独断》言：“天子，夷狄之所称，父天母地，故称天子。”《礼记•曲礼》言：“君天下曰天子”，郑玄注曰：“天下，谓外及四海也。今汉于蛮夷称天子，于王侯称皇帝。”[66]皆说明此点。
第二，玺书用于遣使就授王、公以下的重要官员。遣使就授是种特殊的授官方式。一般而言，汉代任命三公以下、六百石及以上官，授职仪式都在朝堂举行，被任命者要亲赴朝堂接受印绶。遣使就授则不同，是皇帝派遣专使往赴被任用者所在之地向其授职。汉代的遣使就授，主要有两个程序。其一为使者付玺书于受命者，其二是使者授印绶于受命者。相比普通的授职仪式，多出赐玺书的环节。皇帝赐玺书，一则传达任命，二则劝诫其人恪尽职守。这与策书在封拜王公时所发挥的作用，是颇为相似的。故玺书封授是种礼遇。
遣使就授汉代也称“即拜”或“玺书拜”，对象主要是地方郡守、征战将帅等。如《汉书·叙传上》载，“上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（班）伯护单于，并奉玺书印绶，即拜伯为定襄太守。”[67]《后汉书•王霸传》曰：“玺书拜霸上谷太守” [68]，《董卓传》曰：“玺书拜卓为并州牧” [69]。又如《后汉书·王常传》曰：“使使者持玺书即拜常为横野大将军” [70]，《马援传》曰：“玺书拜援伏波将军” [71]。采取这种特殊的授职方式，旨在使官员尽速就任，同时也表达了皇帝对他的倚重。
《唐六典》所引《汉仪》曰：“封拜王公以下，遣使就授，用‘皇帝行玺’。”则遣使就授所用玺书，要以“皇帝行玺”来封缄。
第三，皇帝常用玺书来勉励、慰问或责让大臣。古人已经认识到玺书的这个特征。明人吴讷说：“夫制、诏、玺书皆曰王言，然书之文，尤觉陈义委曲，命辞恳到者，盖书中能尽褒劝警饬之意也。”[72]玺书能“陈义委曲、命辞恳到”，正是因为它具有书信的特征。
汉宣帝勤于吏治，十分重视地方官的选授，“以为太守，吏民之本也，数变易则下不安，民知其将久，不可欺罔，乃服从其教化。故二千石有治理效，辄以玺书勉励，增秩赐金。”[73]此为皇帝赐书勉励。又如，冯异大破赤眉，光武帝赐书说：“方论功赏，以答大勋。”[74]马援击破先零羌时，小腿中箭，“帝以玺书劳之。”[75]此为皇帝赐书慰劳。《汉书·杜延年传》载，杜延年受霍氏事牵连被外放为北地太守，心生懈怠，政绩不佳，宣帝“以玺书让延年”。[76]此为皇帝赐书责让。皇帝示以个人评价来激励大臣，属于典型的驭臣之术。故玺书实为皇帝驾驭大臣的重要工具。
第四，皇帝用玺书来问候宠臣故旧。宣帝赐故人陈遂的玺书，成帝赐嬖臣张放的玺书，皆属此类。这种玺书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书信。
此外，玺书还用于发兵和向大臣下达密令。《汉书•赵充国传》有所谓的“进兵玺书”，《后汉书•杜诗传》说光武帝喜用玺书发兵，足知皇帝用玺书来调遣、指挥军队，为汉代常态。发兵玺书一般是直接赐给领兵将领的。据《汉旧仪》载：“（天子）信玺，发兵。”则泥封时所用印为“天子信玺”。而皇帝用玺书向大臣下达密令，往往是在非常时期，或者有其他特殊原因。如戾太子反，武帝赐丞相刘屈氂玺书曰：“捕斩反者，自有赏罚。以牛车为橹，毋接短兵，多杀伤士众。坚闭城门，毋令反者得出。”[77]又如宣帝因猜忌昌邑王，赐玺书令张敞严加监视。
明确了玺书的功能，再来看玺书的性质。除皇帝用以问候宠臣故旧的玺书，完全可以归为私人文书外，用诸其余场合的玺书，皆不能简单用公文书或私文书来概括其性质。若言其为私文书，处理的却是国家大政；若言其为公文书，却始终凸显着皇帝的个人性。无疑，玺书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。而这种特殊性反映的其实就是皇帝身份的特殊性。汉代遵行的是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，皇帝在帝国之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只要是皇帝的旨意，无论以何种形式下达，理论上都要无条件地执行。玺书虽然是皇帝的书信，但它可用来处理国家大政，具有绝对的效力，根源就在此。
稍作补充的是，有别于玺书，制书、诏书、戒敕等诏令文书的性质是明确的，属于典型的公文。制书和诏书等要由汉帝国的中枢机构发布。据《汉旧仪》曰：“诏书下，有违法令，施行之不便，曹史白，封还尚书，对不便状。”[78]则中枢机构在发布制、诏等诏令时，还兼具复核此类诏令的义务。这种义务又进一步赋予了其封还诏令的权力，如丞相王嘉就曾驳还哀帝封董贤为侯的诏令。[79]尽管此种规定并非要限制皇权，而是为了保证诏令的合理性，属于一种维护皇权的办法。但这也表明，由中枢机构发布的制、诏等不能简单地视为皇帝个人的旨意。故准确说来，制、诏等诏令实际上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最高国家命令。
六 相关探讨
以前我们对汉代公文形态认识不深，所以不能明确秦代公文体系的历史地位。现在看来，汉代公文体系的基本框架，秦代其实已经具备。汉代的诏令文书虽有四种，但应用最广泛的，无疑数制、诏两种，而秦代的皇帝命令文书，已有制书与诏书之分。汉代臣民上于皇帝的文书，以章和奏为基本框架，而秦代已有章、奏之分。汉代的公文体系是在秦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。
秦代在文书制度上的改革是巨大的。战国时期，君主主动下达命令的文书，名为“命书”，秦则改称“制书”。战国命书的引领格式一般是“王命某官”，如《青川郝家坪木牍》曰“王命丞相戊、内史匽、民臂”[80]云云。“命”字还有别的表述，如睡虎地出土的《魏户律》起首为“○告相邦”云云，[81]“告”前应为“王”字。秦代为凸显皇帝命令文书的神圣性和独特性，一改“王命（告、令等）某官”的模式，而用“制诏某官”起首。唐人李元吉得秦权，其有铭文曰：
元年，制诏丞相斯、去疾：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，皆有刻辞焉。今袭号而不称始皇帝，其于久远也。如后嗣为之，不称成功盛德。[82]
秦平阳斤的铭文亦如之。[83]此铭文所刻应为秦二世的制书，其与汉代制书的起首格式很类似。显然，以“制诏某官”引领皇帝的重要诏令，是秦代的首创。
同时，战国时期，君主批答臣民上书而形成的命令，名为“令书”，秦则改称“诏书”。战国君主批答臣民上书的标志为“王曰”，秦则改为“制曰”。这也是秦代的首创，汉代只是承袭而已。关于这点，《史记•秦始皇本纪》反映得很明确：
丞相绾、御史大夫劫、廷尉李斯皆曰：“臣等昧死上尊号，‘王’曰‘泰皇’，‘命’为‘制’，‘令’为‘诏’，天子自称曰‘朕’。”王曰：“去‘泰’，著‘皇’，采上古‘帝’位号，号曰‘皇帝’，他如议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[84]
没有正式采纳“命令”为“制诏”的建议前，秦始皇批答的标志是“王曰”；而正式采纳这一建议后，始皇批答的标志则为“制曰”。据此推断，战国君主批答的标志，大概就是“王曰”。秦代为强调皇帝裁决的权威和神圣，另立名号，遂以“制曰”代之。
西汉的奏，起首为“臣某臣某昧死言”。这也是秦代所创。秦始皇在会稽、芝罘、峄山等处所立刻石之旁，另有秦二世彰显其父功德的刻辞。刻辞中有份诏书：“丞相臣斯、臣去疾、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：‘臣请具刻诏书刻石，因明白焉。臣昧死请。’制曰：‘可。’”[85]秦代之奏的体例正与西汉同。可以推知，西汉章、奏的体例，应袭自秦。
总括来说，秦代革新先秦文书体例，创立了新的文书制度。而这些革新皆为汉所承袭。汉承秦制，并非虚言，文书制度正是如此。
同时，汉代对秦代文书制度有着重要发展。这里仅言诏令文书方面。汉初在承袭秦代制、诏之余，又追拟周代制定策书，无疑是对诏令体系的重大改革。制、诏是单纯的命令文书，反映的是秦代的“法治”传统；而策书具有鲜明的礼仪特征，反映的是周代的“礼治”传统。因此，汉代的诏令体系就成为礼法兼综、王霸并用的体系。这奠定了后世诏令体系的基本格局，汉代以后，历朝文书体系中皆有用于特定礼仪场合的诏令。应该说，汉代完善了秦代开创的公文体系。
秦汉的公文体系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。《唐六典》载：“蔡邕《独断》称：‘汉制：天子之书，一曰策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诏书，四曰戒敕。’自魏、晋以后因循，有册书、诏、敕，总名曰诏。皇朝因隋不改。天后元授元年，以避讳，改诏为制。”[86]这段文字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既牵涉到秦汉诏令体系向隋唐诏令体系转变的问题，更牵涉到秦汉政治体制向隋唐政治体制变迁的问题。首先，唐代的制书与汉代的制书是两回事，唐代制书其实是从汉代的诏书演变而来的。其次，汉代诏令有制书、诏书、策书、戒敕四种，而到了魏晋，就只有诏书、策书和戒敕了。那么制书为何消失，具体是何时消失的？以前我们对汉代公文形态研究不够，就无法发现这些问题，更谈不上解答了。其实，制书的消失，与新政治体制的建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，是中书省权力明确化的一个重大标志。对于这个问题，笔者拟撰专文讨论，此处不赘。
[1]《汉书》卷四六《石庆传》，第2197页。
[2]《汉书》卷六六《刘屈氂传》，第2879页。
[3] 汪桂海：《汉代官文书制度》，第32页。
[4]《汉书》卷八二《王商传》，第3374页。
[5] 李俊芳：《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10年第2期。
[6] [清]孙星衍等辑，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第67页。
[7]《史记》卷六○《三王世家》，第2110页。
[8] [清]孙星衍等辑、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第71页。
[9] 西汉策命王公，宣读策书的人可能是皇帝自己，也可能是御史大夫等官，如武帝封三王，宣读策书的就是御史大夫。东汉则似乎很少由皇帝自己宣读策书。
[10]《史记》卷六○《三王世家》，第2111页。
[11]《史记》卷六○《三王世家》，第2113页。
[12]《史记》卷六○《三王世家》，第2112页。
[13] [清]孙星衍等辑，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第72页。
[14] [清]孙星衍等辑，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第124页。
[15]《后汉书》卷二四《马援传》，第850页。
[16] [宋]洪迈：《隶释》，第157页。
[17]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张家山汉墓竹简竹简[二四七号墓]（释文修订本）》，第86页。
[18]《合校》10·27。
[19]《合校》5·10。
[20]《合校》332·26。
[21]《合校》185·2、211·22、206·5、332·26等。
[22]《汉书》卷六三《武五子传》，第2770页。
[23]《汉书》卷三六《楚元王传》，第1928页。
[24]《汉书》卷八二《王商传》，第3374页。
[25]《汉书》卷四四《淮南王传》，第2141—2142页。
[26]《汉书》卷八六《王嘉传》，第3501页。
[27] 汪桂海：《汉代官文书制度》，第34、182页；刘后滨：《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》，济南，齐鲁书社，2004年，第71页；阎步克：《波峰与波谷——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》，北京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62—64页。
[28] 刘后滨说：“自‘章口报闻’至‘表文报已奏如书’这一段文字还是很不好理解。”参见刘后滨《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》，第70页。
[29] 汪桂海：《汉代官文书制度》，第34页。
[30]《史记》卷一○六《吴王濞列传》，第2825页。
[31] [宋]王观国：《学林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152—153页；王国维：《敦煌所出汉简跋一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十四，第840页；薛英群：《汉代官文书考略》，甘肃省文物工作队、甘肃省博物馆编：《汉简研究文集》，第263页。
[32] 卜宪群：《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96年第4期；马怡：《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》，《文史》2004年第4期。
[33]《汉书》卷七六《王尊传》，第3230页。
[34]《后汉书》卷三一《杜诗传》，第1097页。
[35]《汉书》卷一二《平帝纪》，第351页。
[36]《汉书》卷四九《晁错传》，第2283页。
[37] 郝树声、张德芳：《敦煌悬泉汉简研究》，兰州，甘肃文化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89页。
[38]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，第264页。
[39] 参见[清]孙星衍等辑，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第62页。
[40] 马怡：《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》，《文史》2004年第4期。
[41]《汉书》卷六三《武五子传》，第2767页。
[42]《汉书》卷八○《宣元六王传》，第3316页。
[43] [清]孙星衍等辑，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第63页。
[44] 郝树声、张德芳：《敦煌悬泉汉简研究》，第89页。
[45]《汉书》卷六三《武五子传》，第2767页。
[46]《汉书》卷九二《陈遂传》，第3709页。
[47] 颜师古说：“进者，会礼之财也，谓博所赌也，解在《高纪》。一说进，胜也，帝博而胜，故遂有所负。”此处取后一说。
[48]《汉书》卷五九《张汤传》，第2656页。
[49]《汉书》卷四四《淮南王传》，第2145页。
[50]《后汉书》卷一三《隗嚣传》，第527页。
[51]《后汉书》卷二六《冯勤传》，第910页。
[52] [清]赵翼著，王树民校证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四“汉帝多自作诏”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86—87页。
[53]《后汉书》卷一三《隗嚣传》，第523页。
[54]《汉书》卷四九《晁错传》，第2283页。
[55]《汉书》卷八○《宣元六王传》，第3316页。
[56]《汉书》卷八○《宣元六王传》，第3320—3322页。
[57]《汉书》九四上《匈奴传上》，第3760页。
[58]《汉书》卷九五《南粤传》，第3849页。
[59]《汉书》卷六九《赵充国传》，第2979页。
[60]《汉书》卷七九《冯奉世传》，第3298页。
[61]《后汉书》卷八九《南匈奴传》，第2948页。
[62]《汉书》卷六三《武五子传》，第2751、2758页。
[63]《后汉书》卷一上《光武帝纪上》注引《汉制度》：“帝之下书有四，一曰策书，二曰制书，三曰诏书，四曰诫敕。”第24页。
[64] 参见[清]孙星衍等辑，周天游点校《汉官六种》，第62页。
[65] [唐]李林甫等撰，陈仲夫点校：《唐六典》卷八《门下省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252页。下引《汉仪》同。
[66] [清]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•礼记正义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2009年，第2727页。
[67]《汉书》卷一○○上《叙传上》，第4199页。
[68]《后汉书》卷二○《王霸传》，第737页。
[69]《后汉书》卷七二《董卓传》，第2322页。
[70]《后汉书》卷二四《王常传》，第581页。
[71]《后汉书》卷二四《马援传》，第838页。
[72] [明]吴讷：《文章辨体序说》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4页。
[73]《汉书》卷八九《循吏传》，第3624页。
[74]《后汉书》卷一七《冯异传》，第646页。
[75]《后汉书》卷二四《马援传》，第838页。
[76]《汉书》卷六○《杜延年传》，第2665—2666页。
[77]《汉书》卷六六《刘屈氂传》，第2880页。
[78] [清]孙星衍等辑，周天游点校：《汉官六种》，第39页。
[79] 参见《汉书》卷八六《王嘉传》，第3498页。
[80] 李均明、何双全编：《散见简牍合辑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51页。
[81]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78年，第292页。
[82] [宋]董逌：《广川书跋》卷四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[83] [宋]薛尚功：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[84]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，第236页。
[85]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，第267页；[清]王昶：《金石萃编》卷四《峄山刻石》，清光绪十九年宝善书局石印本。
[86] [唐]李林甫等撰，陈仲夫点校：《唐六典》卷九《中书省》，第274页。
本文原载《中国史研究》2015年第2期，感谢作者授权发布。引用请查阅原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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